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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谷行客

上谷行客 的---所见所闻,文学生活

 
 
 

日志

 
 

哦。忘不了我的知青生活  

2017-04-23 15:02:33|  分类: 回忆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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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真的很短暂,就象我们拼尽力气的游到了岸边回头一看,其实距离很短,许多的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如今我们的头发白了,身体老了,再也回不到从前,而那些让我们拼力想逃脱的日子又是那么地令人难忘,令人怀念。我的知青岁月啊,那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精华的一段日子,再无那么的纯粹和简单。?

     1,我是1975年6月19日下乡到了蔚县常宁?东店,这一天是我生命里的一个转折点,也是我一辈子都难忘的日子,以至于我明明是可以把下乡定向的1974年做为参加工作的履历忘记了,始终填写为1975年的这一天。在下乡不下乡的问题上我经历过尖锐的思想斗争,但最终选择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做一名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几年。也有披红戴花的组织欢送,也有锣鼓喧天的欢迎场面,知青们在农村中的地位是很高的,从县知青办到公社到大队都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帮助指导,送我们下乡的企业也派人跟护着我们,负责知青与当地有关部门的交流沟通,维护知青的权益。农村也给了我们很高的政治待遇,不少的知青伙伴们担任了大队实验田队长,民兵排排长,村宣传委员,我则被任命为村政治夜校的校长。虽然这多是些荣誉职务,平时几乎没有什么活动,基本上是参加大队或生产队的农业生产。但是可以看出来农村是欢迎我们的,欢迎我们去农村帮助改变文化闭塞,经济落后的局面。

      我们到的东店大队在早曾经接受过一批老三届的天津知识青年,在我们去之前的1974年还接受了一批宣化去的知识青年,我们去的时候天津老知青已经全部抽调返城,就剩下这批比我们早去了一年的宣化知青,10位女知青,3位男知青,加上我们这一批去的5名男知青共有18名知识青年。与老一届知青们和社员们住在一起不同,大队给我们建有专门的知青点,知青点大院盖了一排八间正房,做为知青的伙房,住宿,口粮储藏,另盖了一间东房做为烧煤储藏间,圈了个有半亩地的大院,还派了个老头专人负责给我们烧水做饭。当时的东店大队在全公社属于分红比较高的大队,共有七个生产队,我分到的第一生产队日工分10分,分红是六角三。此外大队还专门给知青小组在磨坊前划了一块水浇地做为知青的菜园子,解决我们的吃菜问题。县里还会每年把国家的知青补助款拨到大队,供给我们知青点的买煤,取暖,用电。我们这前后两批知识青年都是来自宣化,父辈都是宣钢公司的职工,年龄也基本相仿,所以很容易地就融合到了一起,组成为一个特殊的大家庭。居住在一个大院,在一个大锅里吃饭,只是不在一个生产队上工。早,中,晚聚集在一起吃饭,学习,娱乐,聊天。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身负着建设新农村的历史使命的,我们有很强的使命感和荣誉感,当然有时候也会做出一些事情让村里的老人不待见,比如我们去了没一个星期就把村戏台后两棵老松树上的喜鹊窝给端了,最初只是要掏喜鹊蛋玩,后来听村里有人说那是村子的风水不能碰,索性我们连喜鹊窝也端了,倒是没掏到喜鹊蛋。只是完成了破除封建迷信,村里人敢怒却不敢言。城市里的年轻人总是比农村的青年有新思想新观念,喜欢玩浪漫,跟我一批去的刘健康是个文艺范,会画画,还比较喜欢玩乐器,他先后从家里拿去了月琴,扬琴,他弹琴也叫我和张志满弹琴,还有隔壁的申家华喜欢吹笛子,刘兆斌喜欢吹口琴,把头一批去的女知青们也招来和我们一起联欢,一到傍晚知青大院里有吹的,有唱的,有弹琴的,很是热闹,也活跃了东店这个小五台山的村子文化生活。村里的男女青年比较保守,相当一部分保持着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谈个恋爱也是偷偷摸摸的,后来他们到我们知青点来做客,和我们一起玩耍,也就打破了男女青年不相往来的习惯,公开地和恋人在一起出去看电影。村里的女青年也习惯了见到我们打打招呼,有的还会帮助我们洗衣服。但是我们知青小组里除了孙邵山和康雪英有了恋爱关系,其他人都保持了光棍的身份,因为我们怕搞了对象就失去了抽调返城的资格,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来农村锻炼的,有抽调的指标我们会重新回到城市里面。

      要说我们这批知青在农村真正发挥了知识青年作用的还应该说是我们小组的孙邵山,他一直负责大队的科技实验田。为大队乃至外大队培育玉米种子。我们知青小组?的萧唤生,一直担任村小学的代课教师,直至抽调返城。还有我们的女知青于金凤在1976年大队成立广播站时担任了广播员,她标准的普通话的声音伴随了东店村的每一个早晚。

      2,农村的生活毕竟是艰苦的,这种艰苦第一体现在生产的劳动上,播种,施肥,间苗,锄草,收割,那一项都是强体力劳动,有时候还要把身体折成三道弯,真正面朝黄土背朝天。就说这间苗吧,双腿要蹲在地上,一边不停的用双手给幼苗松土,拔掉长在苗间的杂草,取掉多余的幼苗,一边要蹲着往前挪动身体,一个扭头折半下来走四五里地远,把人累的腰酸腿疼,几乎不会再站起来。锄玉米也是苦活,钻进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脚下要踩着松软的黄土,头上有玉米秧叶的挂碰划脸,一把大锄探出去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拉回来,不小心把玉米秧子锄断了要被队长呵欠。一拢地没锄到地上已经是浑身冒汗。坐地上就再也不想起来,而习惯了农作的社员们锄的比你快,休息的时间也你长,往往是你刚锄到地头人家都抽完了一袋烟,又往回锄了。你只能认怂,一面听着社员们的嘲笑一边悄悄地紧往前赶。幸亏我们队长朱化虎不错,他对我很照顾,派活时会少给我分一点,记工分和男劳力一个样。有时候还会派一些比较轻一点活,比如浇地,跟车,起牲口圈,这些活没有人对比,你可以悠着自己的劲干。他还常拿我的另一位知青伙伴刘邵全鼓励我,你比刘帮子强,他更不行,做活偷奸,锄了半截地就不锄了,光锄地头地尾两边,你这是糊弄土地呀,你糊弄土地,土地就糊弄你的肚皮,打不下粮食你吃不了饭。每逢这时我也就给自己鼓劲,我决不当怂汉子刘邵全。

       东店村历史上就是产麻的地方,麻是东店村的特产,乡亲们也指望拨点麻卖了换点零用钱,可拔麻,泡麻,?起麻都是又脏又臭的力气活。拨麻时人们都穿上破衣服,手持一把剑。麻长好了有两米来高,站刚浇过水的麻地里用胳膊揽过一捆麻连根拔起来,用剑把麻叶子删掉再摆在一边,后面的人跟着打捆。完了事再一捆捆地抗到石头砌成的泡麻坑里码整齐了放水浸泡,浸泡要有二十来天,水变绿了,冒起泡了,把坑里的水放掉起麻,把麻起出来晾在干河滩上,等晾干了就成了绿森森的麻杆,分给社员抱到家里由女人们拨麻,拨出一团团的麻卖给供销社。成了东店村比较富裕的经济来源。可是起麻时那一捆臭哄哄的湿麻秆子起出来每捆都有二三百斤,不仅闻着让人想吐,光那分量也是非壮汉子不能承受的,我参加过拔麻但没有参加过起麻。也是队长给我的照顾。

       农村生活的?第二大艰苦是吃饭。蔚县人最爱吃的是糕面,最好的待客饭是油炸糕。可是蔚县的糕面特别的粘,我们也不吃油炸糕,是面型糕,老头把磨好的黄米面【中间掺少量的玉米或黄豆】用大锅蒸熟了,双手沾着凉水揣上一揣,整成个大面团,抹上油,然后切成块放进我们盛着半碗菜的碗里,直接沾上菜汤往嗓子里咽。这种糕越嚼越粘会粘在你牙堂上,我们知青刚开始吃不惯,还不想吃这饭。后来吃惯了组里却没有黍子了,也没有糕面了,天天是玉米面,早饭玉米饼子,中午玉米傀儡,晚上玉米面糊糊。加上没有什么好菜,吃的很单调。有的人开始回城,到父母家改善伙食,同时也是逃避繁重的农田劳动生产。这种饮食的单调一直持续到2016年春,队里分了新粮食,情况得以改善。有时候知青们会大伙凑钱喝酒,但知青们那有钱,都是家里按有给的十元,五元的零用钱,凑钱也买不起好酒,就买八毛三的散白酒,菜最好了就是做饭老头从家里拿来的淹鸡蛋,从豆腐坊换来的几块豆腐干。在苦难中寻求快乐那是知青们的性格,一切也就变的明朗和简单。

       在我们知青小组很少想抽调返城的事情,觉得该抽调了就会轮到自己。1976年初有了一批抽调指标,先走了萧唤生,后来走的是孙绍山,温桂英。后来1976年底又有了一批抽调指标,康雪英抽调返城了,姚玉林是回城接了父亲的班。也就是这个1976年,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粉碎了四人帮,中国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但是知青的命运变的糟糕了,县里不再有知青补贴拨款,社会上也有了反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议论,我们在农村也不再受到那么多的恩宠,日子过的更加艰难。而更可怕的是自1976年后再无知青抽调的消息,知青们的信心被逐渐打破,不在好好地参加农业生产。自己的口粮钱都挣不回来,吃饭,取暖都面临了极大的困难。直到1979年底有了个知识青年返城‘大锅端’。

      3,也许我的命运是略微幸运了一点,?这个幸运和村里的大队团支部书记朱桓有关。朱桓是第一个把我从欢送知青下乡的卡车上接下来的人,一个当时看起来黑瘦黑瘦不起眼的农村青年。后来才知道他是负责知青管理的大队委员。朱桓是一个有志的农村青年,也很有头脑,他看到了我们知青给村里带来的变化,积极鼓动我们在知青点成立了村青年图书馆,我就把放在城里家中的许多图书拿到了村图书馆,供青年人借阅。还把我爸的一台交流收音机拿到了知青点。后来朱桓还让我和刘健康负责了村里两块黑板报的编辑更新,每月出一期到两期,刘健康负责美术画图,我负责稿件的撰写与采编。有时是新闻,农村新貌,大队政策,知识青年在农村等多个板块。这两块黑板报都在村子的中心,挨着大队办公室和村供销社,每出一期都会吸引许多的社员热情观看。我们一队队长朱化虎也非常欢迎去我出版报,这不仅是他家离黑板报不远,闲了可以看看我出的新闻更主要的是我替生产队挣了大队工。这比从队里抽出硬劳力去完成大队下派的任务要合算。

     朱桓对我的帮助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让我给村里绘副地图。绘地图我那会呢,可是既然他信任我,我又可以轻松地去挣大队工分,我就试着去干了。幸亏我上了半截高中,学过一点基础的测量,绘图等知识,那是学校当时从战备的考虑加上的课程,在农村发挥作用了,我跑了有三个星期的时间,转遍了我们东店村内外的几十个制高点,凭着自己脚步的丈量绘出了我们东店村以及周围土地的地形图,以及房屋街道的分布。这张地图我画完了交给朱桓就回宣化了,还到甘肃兰州我老姑家去住了一个月,在姑夫的安排下游览了白塔山,五泉山,和兰州,白银的大小街面,品尝了兰州拉面,享受了友谊宾馆。真是乐不思蜀啊。

      等我回到蔚县常宁东店已经是1976年的11月份,大田收割在望,大队还搞起了农田基本建设,预料是一个苦重的季节。我竟被选进了公社农田基本建设领导小组,跟着重庄,小姚搞起了土地测量。缘由是公社武书记到我们东店看到了我绘的那张地图。朱桓把它贴在了大队办公室室的墙上了。在这之前我其实还刚跟书记干了仗,大队六点钟放广播,通知人们起床,七点要到地头准时开始干活,我们知青小组的多名伙伴这次是都被抽调到了大队农田建设工地了,有了一起出工一起干活的机会,都比较兴奋,出工时难免要打帮一点,却因为到地里的时间晚被处罚,罚我们义务工,说的最凶的是大队民兵连长朱春生,黑上张驴脸,义务工就是不计工分的白干。谁让你们迟到了,迟到就是白干,天天迟到你们就天天白干。白干谁干?知青们一生气都回小组待着,不出工了。大队书记朱银宝就在广播里骂人,骂我们知青男的女的都不要脸。什么脸装到裤裆里吧,话十分的难听,我一赌气把院外的大喇叭给砸哑了,晚上领着哥几个到书记家去吃白饭,名义上我们也买了酒是和书记喝酒去的,实质上是宰他,吃他家饭。顶着他的名义到供销社,豆腐坊搞赊欠。你让我们白干活我们就白吃你家的饭。朱银宝不知道我们在使坏,酒席上还鼓励了我们一番,明天争取早点出工,为农业学大寨做贡献。没想到第二天我被抽调到了公社大农田基建指挥部。据说是公社来了个电话指名要我。谁都没有想到。

        公社搞的农田建设包括了我们东店,西店,司街,西庄等五个大队的土地,号称万亩黄花滩改造工程。由于是分属于各个大队在地块与地块之间就有高低不平的,有的是黄沙旱地,有的是盐碱下湿地,还夹杂着一些未开垦的荒丘,坟地,干河滩,公社农业学大寨基本建设就是要把这里改造成平整,连片,适宜耕种的万亩良田。我跟着公社水利局的重庄,小姚,踏着轻纱帐搞了一个阶段测量,等基本建设开工就进了农田基建建设指挥部,公社武装部长亲自挂帅主持基建,我负责给各大队参加建设施工的社员分配任务,丈量土方,落实奖罚。职权管到了大队书记的上面。考核那个大队的工程量,完成情况那就在于我套那个公式,怎么计算。反正地形地貌复杂,地质条件也不同,各个大队也并不是完全在一起干活,不过凭良心讲,我除了偶尔会偏袒我们东店大队一点还是保持公正的,就是西店大队书记朱亮曾经找到我们知青点骂我,我在落实处罚的时候还是减免了他们罚款,总指挥赵部长都说我是心慈手软。公社大农田搞了一个冬天,开春我又被抽进了公社工作组,在公社胡秘书的带领下进驻东沟大队搞农业学大寨活动的宣传,督导。承包了东沟第一生产队的提升促效任务。据公社书记介绍,东沟,司街,以及西庄是刘少奇搞分田到户私人单干的黑试点,我们工作组进入东沟就是要割掉资本主义尾巴,带领群众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用农业学大寨的丰硕成果坚定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带给东沟一片新的艳阳天。

       在东沟包队的一年,是我最吃苦受累的一年,和贫下中农实行的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下地劳动,吃农家派饭,还要早上查迟到,晚上查思想,组织社员学习文件,搞什么大批判。由于我阶级斗争意识不强,队里的坏分子王之元议论农村结婚的事情散步农村男孩想娶媳妇得早下手,我没有听出问题受到了公社武书记的批评。一队社员李玉山借给老婆看病为名请假出去给人宰猪我没有及时识破,受到过村贫协委员的提醒,最终我给李玉山办了一个月的学习班。没想到我们后来还成了朋友。甭管我怎么磕磕绊绊,一年下来我把东沟第一生产队的日分红从两毛二提到了三毛三。被评为蔚县先进青年,出席了全县先进青年表彰大会。也算是圆满地完成了公社交给的任务。可是我耽误了76年底的知青抽调机会。又在蔚县多待了三年。

       4,从公社工作组出来,我又被抽调到蔚县县委宣传部,在宣传部工作了近一年。我这个人从中学时期就喜欢上了写作,作文在全校领先。毕业下乡后我经常爱搞一点文学创作,也曾经在张家口日报,宣化文艺等刊物上发点小作品,‘豆腐干’。抽调到县委宣传部正应该是我崭露头角的机会,有了个展示的舞台。可是我到现在也不怎么明白宣传部郭部长似乎对我写稿件并不怎么支持,他喜欢带着我去玩。蔚县的许多乡镇,企业他都带我玩过,吃招待饭,住小宾馆,听机关的同志作汇报,和矿工们进行交谈,我有时候挺感动的,会写一些报道文学之类的稿子给郭部长看,都被他给扔了。宣传部有个老同志张怀对我写稿很支持,曾经帮助我改稿子,鼓励我多写多发,好好宣传报道蔚县。无奈我得听郭部长的,他说那都是扯淡。郭部长写的东西都是内参。但是郭部长也真心帮助过我,他给我争取到了一个保送上大学的名额,让我去念大学。还偷偷提醒我要积极申请入党,说不是党员在宣传部工作不方便。上大学去我没有意见,但是按照县委书记李春林讲,我必须接受放弃回宣化的念头,县里培养一名大学生就得服务本县,也就是后来说的那来那去,我毕业后还回县委宣传部。因为那时候郭部长马上就要落实政策回北京了。宣传部就剩下张怀,小冀和我,正缺人手。我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没有升官的欲念。也没受到过相关的思想熏陶。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爸,我爸希望我回宣化。他有职业病需要我留在身边。他不同意我下乡也是这么和知青办说的。结果我去信和我爸一商量我爸就阻拦了,他说掏大粪我也要回宣化。就这样我失去了一次往上走的机会。现在想起来不免有点遗憾。 

       其实我是想进步的,下乡初期我写过份入党申请书,尽管现在看起来目的不纯,我是在给自己早日离开农村创造政治条件。但我确实认准了共产主义的信仰,我向往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理念。大队支书朱银宝由于我受他爸的邀请陪他治愈了一种薏病也算是关系非浅,加上我去东沟的政治表现在村里我就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可是我没有抓住机会继续好好表现解决组织关系,相反,有一次从县里返回东店,在大队部我就因为我们知青小组的一只狗,和大队会计干了一架。也许是朱银昌还说了我们知青的坏话把我给激火了,打了朱银昌一顿不解气我把大队的板凳,脸盆,电话都给砸了,然后也就没有了预备党员。我是回到宣化,1995年7月在商业大厦工作加入的党组织,离我第一次接近党组织晚了近20年。

       1978年的9月,我曾经被县里抽调去了保定涞源电厂,工作就是拆迁,那是座废弃的战备电厂,据说发电主要供应大山里的雷达站。拆迁工作很危险,加上机器设备都在几百米深的山洞里面,要气割,要吊运,工作进展的相当的慢。也不知道能不能象县里承诺的拆迁工作完毕我们就到蔚县电厂去上班。我们知青小组的申家华和我一起去的涞源电厂,没干俩月出工伤了,瘸了一条腿,我也遇到过几次危险,一次是指挥吊卸的王师傅错误地计算了围栏的承受能力,导致围栏折断带着捆绑的铁管坠下三层楼高的地面。差点把我们也闪下去。一次是王师傅违章指挥,用汽车吊横向拉动铁板,失去控制的铁板直接冲向了我站立的地方,幸亏我往后一仰身子倒在了身后的一摞铁板上,抬起了两腿,而那块晃起来的铁板则重重地撞在我屁股下的铁板上。再后来有消息灵通的人士说国家要对知识青年大锅端,全部返城,我们在涞源的十几名知青请调回了蔚县各自下乡的村子,期待着抽调返城的实现。1979年10月我们迎来了抽调返城的消息,知青小组剩下的八名知青陆续通过体检,办理各种手续回到宣化,有的去了水泥厂,塑料厂,有的去了城建局,房管局,我是李书记推荐的单位商业局,没想到挺好听的名字背后是破饭馆,饮食店。

       二十好几的年纪了,我们和小青年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

       5,回忆知青的生活经历,我特别要提到两个人,一个是我们东店村的团支部书记朱桓,他是第一个把我从我们的卡车接下车的人,当时看起来就是个黑瘦黑瘦的农村青年,后来才知道他是大队委员,团支部书记,大队派他专门负责管理我们知识青年。朱桓对我的帮助很大,没有他让我绘地图我可能就进不了公社书记的慧眼,没有进农田建设指挥部,下乡工作组等等经历。朱桓对我的另一个帮助是他的好强精神,他鼓动我出黑板报,办图书馆,拉着我进村戏班子,排蔚县小戏。充实了我知青的人生的内容,丰富了我的农村历练。朱桓自己还在村里通过自学考试进了河北农业大学,后来分配到张家口市工作,成为一个励志的典范。

       ?另一个我特别要提到的是给我们知青点?做饭的老头朱喜裕,这个老头刚开始不知道什么原因和我不对付,时常装聋作哑的给我难堪,但是一年后他对我特别的好了,用他的茶膛壶烧水,请我喝茶,让我躺在他的铺盖卷上和我聊天,甚至给我出主意,敲钟往那金钟上打,结交大队主要干部,抽调有人能替我说的上话,做的了主。

      朱熹裕?老头有爱听墙根的毛病,女知青的墙根他也听。但他对我一点不隐瞒,他说他是替大队了解知青的思想情况。他对每个知青都有自己的评价,那么我呢?我问。你这个人心眼子多没用到正地方。这就是老头对我的评价。但是他很信任我,知青菜园子菜收了他让我找个人去买,知青的小猪病了他让我找个人去抓蛇,知青小组的电被大队掐了他让我去和电工交涉,知青小组发了白面他不会做让我去帮助发面搭碱。这些事情我都干了,最后往往是不露脸,我给小组卖菜钱送给了一个为难中的女孩,我给小组的猪抓了条蛇,猪吃了却死了,我替知青小组和大队电工交涉扇了电工被告到了大队,我替老头使碱馒头蒸出来象梨一样黄,白白糟蹋了每年二斤的病号面。但是我不记恨老头,恨的是他死了也没有喝到我答应给他买的酒。他常跟我说天津那个老知青刘长根回了天津也没忘抽空回村看看。

     ?在四年半的知青生涯里,我接触了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农民,了解了他们的粗俗,实在,他们有时候会耍一点点的小聪明,偷奸使懒,但人绝对是善良的,热心帮助别人,立场是非明辨。我还结识了不少兄弟姐妹,其中有我拜的干姐姐,至今我们仍有联系。她还记得我生病时的样子。在四年半的知青生活中,我明白了欲食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教诲,体会了农民的苦重与幸酸,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书本里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有了艰苦生活的历练,在风浪前的坦然。正是学会了这些品质,使我格外的坚强,能够抵御任何的困难。在面对改革,下岗,前途迷茫的时刻保持了一份普通的信念。生活没有过不去坎。返回城市四十年了,我忘不了那里的人们,那里的沙河,那里的山川,那个一抬头就能够看见的小五台山,那个盛放着我们知青回忆的知青大院。一闭上眼睛就浮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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